可以說，當前國內金融市場形勢及問題，很大程度上都是多年來央行貨幣政策所導致的結果。無論是銀行信貸過度擴張所導致的國內房地產泡沫巨大，還是當前國內影子銀行泛濫與盛行，都是如此。對此，國內則很少有人進行反思與分析，以便真正了解央行貨幣政策的效果及提出改善之意見。

 

同樣，2014年以來，國內央行貨幣政策所形成的新常態，即定向降準、有針對性調整貨幣政策工具等，這些政策推出之后，叫好者多，但認真分析的少；肯定者多，但指出其問題及風險者少，更談不上有人對這些政策進行認為反思了。實際上，今年以來央行所推出的貨幣政策新常態同樣面臨著巨大的風險。我們應該認真反思。

 

首先，今年央行所采取的貨幣政策一個基調是，就是在不改變當前貨幣政策穩中從緊的態勢下又針對性或定向適度的讓貨幣政策寬松，以此來保證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適度，鼓勵銀行信貸流向中小企業和農業等弱勢產業，鼓勵銀行信貸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無論是定向降準還是存貸比統計口徑的調整，其目的都是如此。這些政策既可讓市場觀察到央行穩中從緊的貨幣政策還在堅持并沒有改變，也可靈活有針對性加大對農業等弱勢產業的信貸支持力度，加大對實體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

 

不過，無論是定向降準還是存貸比計算口徑的調整，盡管這些政策針對性強，也有好的調整理由，但是其覆蓋范圍都是十分小（即這些政策所起到作用在市場中的占有率很低），從而使得實際效果不大。比如，存貸比計算口徑的調整，實際效果是很小的。

 

因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存貸比為65.9%，這與《商業銀行法》所規定的75%的上限尚有不小的距離。當前受到存貸比限制只是那些較小的農村合作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本來其信貸業務的風險就很高，如果讓其貸款業務更加擴張，那么其風險可能只會增加。還有，對于國內幾大國內銀行銀行來說，不僅這些銀行占有國內整個銀行市場過高比重的存款業務，而且這些銀行存貸比調整對其根本上就沒有影響。因為這些銀行要達到《商業銀行法》所限制的存貸比上限還是較遠的事情。如果出臺的政策對整個銀行市場影響極小，其政策看上去是很好，但意義不大。

 

還有，無論定向降準還是存貸比的計算口徑調整，其目的都是要增加一些銀行信貸的擴張程度。對于這些信貸擴張，政策當然要求支持實體經濟，但這些信貸擴張一定會流向實體經濟嗎？一定會流向政府所認可的產業及行業嗎？其實是相當不確定的。銀行都可避開相關監管，那么企業獲得這些資金后，要改變流向同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其次，當前國內金融市場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及風險，很大程度上都是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嚴重滯后的結果。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求加大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力度，并把金融改革的重點放在利率市場化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上，就是要全面地理順國內金融市場的價格機制。這樣才能保證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

 

但是，無論是定向降準還是調整存貸比的計算口徑，其政策之思路只是動用數量型工具而不采取價格型工具，是在強調政府對資源嚴重的數量管制不改變的前提下對這種管制些許的放松，甚至于把這些管制進一步用法律的方式固化。比如當前國內《商業銀行法》對存貸比的約束，這應該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因此，在經濟環境與條件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之后，這種法律約束早就不適應已經發展了的市場形勢了，通過修改相關法律改變這種約束限制也是大勢所趨，而強調存貸比計算口徑的調整只是會固化這種法律關系而不容易修改既有法律，從而增加金融體系改革嚴重滯后的風險。

 

第三，我們為何不問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會這樣高？央行為何對該制度安排會情有獨鐘呢？同時，存貸比上限約束為何要用法律的方式固化而不修改呢？其實，對于兩個概念或工具，發達市場國家都是很用的。即使這幾年發達國家都在競爭式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也不是這兩個概念或工具。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的新常態最要做的就是要對這兩個政策工具進行審查。如果說，我們對當前的《商業銀行法》關于存貸比的法律進行修改，銀監會進一步放開商業銀行的存貸比限制，那么當前國內銀行間市場大量的“無意義”存款競爭也就不會存在，商業銀行就可以根據自身的資產負債表來調整利率水平。這樣不僅有利于整個國內銀行業的風險定價，有利于實質性地降低企業的借貸成本，更加有利推進整個國內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進程。

 

可以說，要讓國內銀行真正地來支持實體經濟，就得建立起有效的價格機制就得加快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得真正地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管制，無論是對市場價格管制還是規模管制，政府都得全面放開這些管制，其中包括修改《商業銀行法》等。如果僅是如當前貨幣政策新常態那樣只是把這些管制進一步固化，這不僅不利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也會增加國內金融體系運行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