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節在杭州，浙中老鄉來訪，提到一個剛發生的案件。一名正值花季的14歲女中學生，被某企業老板約出游玩后，隨行老板、機關干部、村干部先后跟這個女孩子發生性關系。而社會普遍流傳，該學生所在中學學風很差，約有十來名未成年學生被老板、干部所包養。我聽了，非常震驚。為了驗證消息真實性，通過公安和媒體朋友電話查詢，回復說基本屬實。目前，警方還在調查。
我也是一個女兒的父親，聞此除了震驚，更有滿腔憤怒。以同理心去想象，受害學生父母情何以堪，該是如何痛心疾首！那些人模狗樣的有錢人、有權人，如尚能心存幾分天理良心，怎么能對天真爛漫的中學女生下得了魔手？
“買處”，這充滿封建社會荒淫無道的詞匯，很多年來就已經成為暗地里的富豪權貴新時尚。在一些權貴尤其是為富不仁的老板心中，崇尚“玩處女體現成功人士身份”，“玩處女見紅，可以化災避禍帶來好運”。 前幾年震驚全國的習水縣公職人員嫖宿幼女案，記憶猶新；“麗水多名女中學生遭強奸，涉及多名村委會主任”的駭人新聞，驚悚在耳；甘肅一黑老大（老板）涉嫌強奸多名女中學生，家長舉報驚動省長。百度一下“包養中學生”，居然可見中介聯絡熱線。而今，浙中老家企業老板、干部玩中學生處女，玩出了火，收不了場。雖然目前出于刑偵需要，或是宣傳部門的考量，丑事還沒有傳千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這些傷天害理、違背人倫的惡行，必會被媒體曝光，在接受法律嚴懲同時受到公眾強烈譴責，而身敗名裂。
有權有錢的大爺們“買處”，一部分是基于少女年幼無知、好奇、虛榮而直接誘奸，一部分是通過中介介紹實施犯罪，當然也有貧窮少女為了謀生、救急而誤入歧途。不管何種方式，都涉嫌刑法嚴懲的強奸幼女罪。權貴們一次次的獸欲發泄，崩塌了一個又一個成長少女的童話世界，嚴重傷害其身心健康，精神傷害亦將伴隨其很長時間，甚或因此自暴自棄，毀了美好未來。“包養中學生、玩處女見紅”，如此荒唐的邪教惡念，像一種讓人上癮的毒素在某些權貴圈子暗中蔓延，其犯罪動因，已不僅僅是“及時行樂的淫亂思想，極為低下的道德水平，淡薄的法制觀念，人格脆弱和主觀意志不堅定”等主觀原因所能囊括。“什么都已經玩膩了，去玩學生處女。”這種無道德底線的權貴新時尚，才是讓我們驚懼和憂慮的社會現象。因此絕不容許存在用權錢去擺平犯罪、大事化小的司法空間，放縱一個禽獸，就是慫恿一千個禽獸。
早在三年前，當“買處、嫖幼”犯罪態勢上升的時候，我就寫過評論《“處女商品化”折射出中國式邪教惡行》，文中提到：“公務員嫖宿幼女案、傳銷式強奸幼女案成為典型案例。這些有權有錢的成功人士，已不再滿足于一般的玩樂享受和刺激，而要追求日日新鮮的性獵物，更千方百計奢貪牟取一種‘處女商品’。在沿海發達地區的燈紅酒綠場所，每年都有大批來自欠發達省份的少女，成為某些富豪和權貴們垂涎三尺的‘書包妹處女’，成為這些衣冠禽獸們日夜尋覓的‘熱銷商品’。從千元人民幣到數萬元人民幣，女學生的貞操、人格與尊嚴被標價出售，賤賣著、踐踏著、侮辱著。”處女商品化，敲響中國道德城堡淪陷的警鐘。
在近年發生“買處”事件中，引發我憂思的，是企業老板群體的道德危機。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其產品生產極不道德，各種有毒的、有害的、造假的，層出不窮，賺錢昧了良心，無視法律；而賺錢以后呢？天價婚禮的老板、聚賭成癮的老板、斗富斗狠的老板、妻妾成群的老板、高利貸加黑社會的老板、淡漠慈善的老板、橫行霸道的老板、尋釁滋事的富二代、玩學生處女的老板，為數不少，生活方式毫無品質和精神境界可言，缺失道德和信仰，除了錢什么都沒了，只剩下“食色，性也”的生理欲望。既然道德沒了，人欲就變成了洪水，任其泛濫，什么都敢玩，越新鮮越刺激，就越趨之若鶩。
企業老板是社會的精英群體，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要組織者和引領者，也應該是社會道德責任的主要示范者和推動者。但是現實不容樂觀。溫家寶總理談及企業家責任時，憂心忡忡地指出：“誠信和道德是緊迫問題。”這不僅僅體現在產品和人品的昧良心，更體現在中國企業家群體嚴峻的犯罪率升高現狀。據《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國企企業家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生活腐化的占比最大，民營企業家詐騙、“涉黑”（包括情色犯罪）案、賭博案的占比最大。團伙犯罪極為突出，企業家犯罪作惡就惡一窩。企業家犯罪不僅僅是個人和企業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損失。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有更多健康的企業和有道德責任的企業家。
馬克思·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所謂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就是“克制消費欲望+全力積累資本”。西方企業家是將禁欲與謀利統一起來的獨特群體。新教倫理將克勤克儉視為至高的品德，將財富追逐視為上帝賦予的天職。謀利是天職，是上帝的旨意，是有信仰之人應有的行為。這種新教產生兩個功能：一是有助于資本積累。別人在縱情消費中而衰敗，自己在節儉中而積累。這是資本積累精神的基石。二是有助于道德勢能的提升。西方企業家在其發展之初，通過積累資本取得了經濟力量，同時通過禁欲行為取得了道德力量，顯現出了一種純粹的“發展型人格”力量。經濟和道德這兩種力量聚合，就具有了改造和治理整個社會的前提。他們最終取得經濟、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成功，與前期自我道德約束分不開。
與西方企業家相比，中國企業家從一開始似乎就存在兩個缺陷。第一個缺陷是，封建官本位流毒較深，官商常常形影不離，相當一部分企業家是權力資本化的受益者，把公共資產從計劃系統中引向了市場，將其轉化為自己的謀利性資產。第二個缺陷是，中國企業家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精神，似乎缺少一個新教革命的“禁欲+謀利”的培育階段，一開始就本能地成了“謀利+縱欲”的混合體。同時在文革階級斗爭運動中，傳統文化受到毀滅性摧殘，而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是魔鬼樂園，沒有完善法治的市場經濟是潘多拉魔盒，官場腐敗風氣更加劇了企業家精神世界的墮落。在某些企業老板觀念里，官員有權可以“買處嫖幼”，咱有錢當然也可以玩中學生處女。
一些粗俗暴發戶和強取豪奪的官商，奢侈縱欲，無恥無良，引起公眾廣泛的不滿和憤怒。但也應當看到，企業家道德建設越來越受到官方重視，近年來知名企業家犯罪減少了。一是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秩序越來越規范，知名企業經營遵紀守法更有發展空間和前景，犯不著冒險踩法律紅線去圖利；二是因為知名企業家形成了道德人格，不僅為社會創造財富，更注重弘揚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在我老家，民營企業非常發達，大小企業老板遍地，“買處”之類惡行畢竟少數。而像一些上市公司、著名企業的老總們，大多是創富和道德楷模，成為社會真正的主導力量。
對民營企業而言，企業老板的人格，往往就是企業人格；企業老板的命運，往往就是企業命運。創業不易，守業更難。放縱欲望，喪天害理，必將自我毀滅。企業家不但要有錢，更要有范。這個“范”，就是道德風范，就是人格魅力，為富不仁的事堅決不干。莫忘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永遠靈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