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與滿清，似乎是一對冤家——滿清就滅在國民黨手中。然而，這一對冤家又自有其碰頭之處：那就是滿清入關和國民黨敗退臺灣之時，他們面對的境況極為相似。這相似就在于：都是面對一個比較為發達的地區文化。滿清面臨的是一個以儒家為國家哲學的中原文化；而國民黨面臨的是一個大和民族的殖民文化。更為有趣的是：他們都能因時變化，積極面對，結果也都順利實現了文化轉型。

這種態度，首先表現在文化上。

提起滿清，人們經常難以忘記的是老汗王努爾哈赤的赫赫武功，但是卻常常忽略了二世皇太極在文治上的成績，對于一個帝國的構建來說，后者更加重要。任何一個王朝的成立，都要靠武力搶奪政權，也就是后來經常說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原意。武力強者引發革命，革命最后總是以推翻一個固有的政體而宣告成功，但這只是革命的初級階段。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建設階段，這一步走得好與壞就決定了這場革命的真正價值與內涵。可惜，在中國歷史上很多革命者，他們崇尚武力，卻往往忽略了在武力壓倒一切以后的事情。清醒的人都知道，暴力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人們臣服于暴力，并不是喜歡他，只是因為實在沒有別的方法可行了，暴力是人們能夠承受的最后底線。如果一味的挑戰人的承受極限，那么肯定會出現更加暴力的人，將前面的暴力資源占有者推翻。

皇太極對這一點看的比他父親清楚。這位喜歡讀歷史的馬上英雄，其實并不只是擁有強悍的外表和精準的箭法。他讀過元史，當然知道元朝——這個馬上游牧民族曾經的輝煌與陷落，當年成吉思汗、窩闊臺、忽必烈幾代父子，和他們父子一樣，從草原的方寸天地里起事，所向披靡，最后占領了最大的土地，可是，在他們相繼死后，不過短短幾十年時間，天下就歸了姓朱的。原因是什么？姓朱的皇帝的子孫們不知道，可是他看得清楚，蒙古鐵騎可以征服天下最銳利的軍隊，可是征服不了一個東西——人心。他們用暴力來治國，但最后被人們用更暴力的手段推翻。

皇太極知道，征服人心，比攻城陷地更厲害，而征服人心，靠的同樣是人心，只不過這里更包括著一個定量的概念。這個概念自皇太極以前，沒有哪一位馬上英雄搞清楚過，所以他們的武力天下無雙，但如同流星一樣，瞬間的閃亮后就消失在燦爛的星河里。漢人外表羸弱，但內里堅韌，這一切并不完全因為人數眾多，還因為漢家天下的形成結構有其合理性。他們以農業為基礎，以土地為疆系，形成了穩固的家庭結構。唯其穩定，才能保證人口茂盛，資源豐富，人民故土意識濃厚，家族意識強烈，這一切也是構成儒家文化的基礎。漢人有自己的文化體系，和這個合理的家庭形成結構有關；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則近于原始狀態，他們流動性強，穩定性差，土地對人的束縛幾乎沒有，資源獲取方式也全靠掠奪；他們從一生下來就桀驁不馴，崇尚武力，部落之間戰爭不斷，反復不息。這其實都是資源匱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卻相當落后，既沒有一個能鉗制思想的大一統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約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習慣了“有槍就是草頭王”，過于自由散漫，缺少誠信，才會紛爭不斷；同樣的，大家缺少規則約束，權威統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導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漢人與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極在加強軍備的同時，開始著手一個更艱巨的工作——推行漢化的步伐。

對于漢族知識分子，努爾哈赤始終持敵視態度，皇太極則不同。內閣制度是兩個漢人幫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較有意思，他是奴隸出身，在努爾哈赤時代為滿人做奴，但皇太極發現了他的才華，將他贖身出來，參加了考試，還給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來成了皇太極手底下制度建設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內閣制度與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為六部，各部除尚書外，還下設承政兩人，一為蒙古人，一位滿人，相當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這個人員組成是多民族的，這就形成了一個互相挾挾制的體系。還有參政八人，官制與明朝比較接近，也設立了起監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設立的制度雖與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卻大相徑庭。要知道滿清在皇太極以前，其人事建制還是非常原始的，努爾哈赤在朝時，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說了算，能說上話的還有八大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談不上人事制度。努爾哈赤死后，也沒有解決接班人的問題，他確定的是八個旗主共同議事的制度。

在文化上，敗退臺灣的國民黨也開始全面復興儒家文化。

在臺灣，人們信奉作為一個中國人，經書不可不讀。于是，我們看到：在臺北市中正國小，四年級二班的小朋友們每天的早自習也都是在洪亮的誦讀聲中度過。他們讀的是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完全理解的四書：《論語》、《中庸》、《大學》和《孟子》。在復興街的一個社區媽媽家里，小朋友下課后聚在一起也是在讀《老子》、《莊子》、《論語》、“唐詩”。這些被很多成年人認為深奧難懂的中國經典，小朋友卻都能朗朗上口。甚至有的剛剛讀初小的小朋友都已經能背整本《老子》、半本《論語》了。孩子們經過一年半到兩年的讀經教育，不但使中文水平能長期持續進步，更從這些經典中學到做人處事的道理，這著實令家長及老師又驚又喜……  想想看，現在有的中國人，幾乎已經是忘了中國文化了，很多中國的孩子連中國繁體字的書都不能讀了。打開經、史、子、集而不能讀，還要靠翻譯，就代表這個孩子不可能了解深度的中國文化。歷史早就證明了，一個民族如果被擊敗，首先是因為放棄了傳統的文化。一個沒有自己文化傳統的民族還想要去吸收別人的文化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會眼光短淺，心胸狹隘。只有當失去一樣東西以后，才能發現它的珍貴。很多事情都是一樣，不僅僅只是讓學子們去學習經書這一件。
臺灣對孩子們的這種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非但沒有使小孩子變成小書呆子，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提升了孩子們的文化基礎水平。臺灣人認為在課堂上教孩子讀的不應該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話，抑或是“小老鼠上燈臺”之類的兒歌，這些在電視里、生活中，孩子接觸得已經足夠多了。課堂所傳授給孩子的，“第一，應該是《論語》；第二本書是《老子》；第三本書可以在經、史、子、集當中隨便選。”臺灣的孩子們，第三本書讀的就是“唐詩”了。

就是靠了這種文化生產力，臺灣很快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

其次，他們的相似還表現在土地政策上。

皇太極剛即位后，他把游牧民族的生產模式改變了，強調以農業為本，開始了走上了農耕化為主要生產來源的漢化之路。我們知道，任何改朝換代的時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來自于經濟制度上的。皇太極就成功做到了這一點。這對于以騎馬為主的滿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專勤南畝，以重本勞”，這是皇太極提出的經濟制度的方針，而在這個大方針的前提下，皇太極做的另一個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數漢人奴隸。農奴制度是滿清延續多年的制度，努爾哈赤時代仍然在使用，遼東的漢人對此多有不滿，抵抗行為實有發生，也有很多漢人逃離土地，令田畝荒蕪。皇太極即位后推行“滿漢之人，均屬一體”的政策，將漢人編入民居，由漢官管理，對于穩定遼東民事，起了很積極的作用。皇太極后來又效仿漢朝制定科舉制度，實行考試入選的原則，門檻放得極寬，其考生范圍擴大到漢人奴隸群，有很多漢人奴隸經過考試后成功“洗底”，與滿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極執政年代，奴隸制度基本上被農業生產所取代，滿清由落后的奴隸社會走向較為發達的封建社會，這是漢化的功勞。

國民黨也是在丟了整個中國大陸敗逃到臺灣后,才開始認真考慮土改問題的。

臺灣的農民太渴望擁有自己的土地了。上世紀40年代末,沒有地的佃農們——他們占了臺灣農民的四分之三——收獲的大部分糧食要向地主繳租,一般租率都在收獲總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達70%。

直接推行臺灣土改的是當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陳誠1949年1月份上任,3月,他在臺灣“行政會議”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實執行“三七五減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發出了。 為什么要這樣急迫地搞土改?共產黨以土改贏得農民,國民黨失去農民而失去大陸,這讓國民黨深感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

一般而論,人們都把臺灣土改分為三個階段:“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所謂“三七五”減租,即地主收產量的37.5%。

陳誠當時除了任臺灣省“主席”,還兼任警備總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為后盾的。他在臺中視察時講了一句很著名的話:“我相信困難是有的。調皮搗蛋不要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此話一出,形勢立刻大變,剛剛經歷過“二二八”的臺灣地主們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為與各處佃農簽約時更快捷,地主們簡直是求著農民來簽約減租。 接下來,從1951年開始土改的第二階段:公地放領。5月 30日,臺灣“立法院”通過《臺灣省公地放領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并于6月4日正式實施,辦法規定:租用公地的農民,每年的租額為產量的25%,連續交上 10年,這塊地就歸農民自己了。臺灣土改的第3階段“耕者有其田”是從1953年開始的。 1953年1月,“立法院”通過《耕者有其田法》,4月,臺灣行政當局頒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當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約等于1公頃)或早田6甲,超過土地一律由當局征收,由現在在此田上耕作的農民受領。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贖金的。當局補償地主的地價,其標準定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獲量的2.5倍。補償的形式分兩種:土地債券占7成,公營事業股票占3成,搭配補償。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適應這種轉變,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產。但也確實有不少地主成功實現轉型,如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為“臺灣水泥”董事長,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農民成為社會中最富的人。

有許多人曾經擔心,分得了土地的農民,會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賣掉土地,農村再度出現兩極分化。但是,臺灣土改后并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北大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認為,除了當局對于土地流轉有嚴格的法規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臺灣農會發揮的作用。 臺灣農會實際在農村扮演了農村信用社的角色。當農民發生經濟危機時,農會出面擔保幫他們貸款,這樣使得農民不至于走到破產賣地的境地。 農會雖然可以幫助農民克服經濟困難,但使得農民不隨意賣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給農民獨立的權利。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說,“一次,一個臺灣‘陸委會’官員陪我在下面走時告訴我:現在臺灣最富的是農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錢。他指著前面說,你看那塊地,值上千萬呢。農民賣地是相對理性的,他知道哪塊地能賣哪塊不能賣。只要不用權力去兼并,他們本身有自我調節功能。”

農民可以成為社會中最富的人,這恐怕是上世紀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種胡麻的臺灣農民也想不到的。

滿清跟國民黨，一個是被打倒者，一個是打倒者；一個是征服者，一個是敗退者。然而，在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時，他們都能與時俱進，洗心革面，從而也為譜寫自己一段輝煌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