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激進女權主義對自由和權利的唯理主義式理解，不僅無法帶來權利與自由，反而會走向奴役。因為她們想打破生活中必需的傳統、秩序與限制，最終只會尋求強力政權來實現烏托邦。——中國人對這種悲劇不應陌生，但對這種激進左翼的自由觀，缺乏反思。還記得我因為反對同性婚姻而被圍攻的事嗎？有些人也口呼自由，但他們的哲學和80年前的激進青年沒有多大區別。

正文：

6月24日，兩名年輕女子在上海的地鐵里表達著她們的抗議：兩人皆黑紗遮面，一個身著黑袍，一個帶著夸張的金屬乳罩，手持小黑板，上書“我可以騷，你不能擾”、“要清涼不要色狼”。二人此舉是抗議之前幾天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發布的一條微博：“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配圖是一名身著黑色絲紗連衣裙妙齡女子的背面，由于面料薄透，致使旁人能輕易看到該女子內衣。

這一風波迅速引發了網絡熱議，有女權主義者強烈抨擊地鐵公司的言論，認為女性在地鐵穿什么衣服完全是個人自由，怎么穿都可以。她們認為地鐵公司的言論是流氓邏輯，有推卸管理責任和歧視女性之嫌。而也有很多人認為地鐵公司的提醒是善意的，在地鐵這樣高度密集的公共場合，女性衣著不宜太過暴露。

平心而論，上海地鐵公司方面在微博里的發言，與我們經常看到的警方提示“請妥善保管身邊物品，謹防小偷”并無本質區別，其出發點也是善意的，可能是想寫得更幽默活潑一些，在遣詞造句方面有失輕佻，容易引發女性的反感。作為官方微博，應出來澄清并道歉。但公眾也無須過于敏感，抓住遣詞造句過度解讀。

作為抗議和女權主義的一方，我們也應該肯定他們對公共事務參與的公民精神，在一個權利稀缺的環境之下，他們勇于爭取自己群體的權益，捍衛女性的尊嚴，喚醒社會對性騷擾問題的重視，實屬難能可貴。

但也正因為長期的權利意識的稀缺，當我們剛剛開始訴求權利的時候，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把握其訴求的合理性，對于個人權利容易做單向度的理解，流于簡單和激進。

還是以地鐵的衣著為例，在社會高度自由的香港，法例對于地鐵等公共場合的衣著與行為同樣有著一定的限制，比如男性在公園球場赤膊踢球，工作人員也會出面勸止。港鐵的乘客條例明確反對“衣著不恰當”、“對其他乘客造成自擾或煩擾的行為”。香港還有一項普通法罪名，叫“有違公德罪”，對不雅行為作出了限制。

盡管現代社會對于人們的衣著已經有了很高的寬容度，在香港也很少有人因為衣著暴露而被地鐵公司處罰，但衣著方面缺乏明確的尺度不等于沒有公共的底限。在地鐵里穿什么樣的衣服，也絕非一些女權主義者宣稱的，完全屬于個人自由的范圍，隨便怎么穿都可以。

干露露最近在各種展會上屢屢以露骨的穿著而博出位，試想一下，如果這位女星穿著露P裝在上下班高峰期走進地鐵，在這個人人都被擠成相片的狹小空間里，她的活色生香是不是對身邊的人構成了不便和騷擾？即便我們不用硬性的法規去限制這樣的行為，但過于露骨的衣著顯然也有違公序良俗，有違相互尊重的公德。如果完全不管不顧其他公眾的感受，宣揚絕對和抽象的“穿衣自由”，這其實不是對權利的捍衛，而是對權利的濫用和揮霍。

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果以一種單向度的思維來理解權利，追求烏托邦式的自由，最終的結果反而會走向反面。這一點，一個世紀以來的政治哲學理論已經有了充分的探討。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在西方被認為是激進左翼思潮的一部分，而他們最后的結局，往往呼喚一個更加鉗制權利的大政府來實現他們的目標。比如，有女權主義者覺得傳統和家庭是對女性自由的一種壓迫，因此借助更強的公權力的介入來實現她們的徹底解放，最終的結果如何，當代史上的各種烏托邦運動已經做出了回答。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這是當代政治史的一個吊詭，但它確實屢次在現實中上演。

關于施密特的研究近年來在中國很熱門，他就注意到，一個沒有共同道德和價值判斷、奉行極端個人主義的群體，反而極容易被極權所奴役。這就是他所說的，極端個人主義與極權只有一紙之隔。近些年方興未艾的社群主義也在修正以往人們對自由的過于個人化的理解。這一理論提醒我們，個人和自我的意義，是在與社群的交互關系中實現的，個人根植于其生活的環境和傳統之中。與通過個人的單獨行動獲得的權利相比，個人在與社群環境合作中所能夠實現的權利要大得多。對于權利意識剛剛覺醒的中國，這些都需要時間和實踐去體會。

原載本期《南方周末》，發表時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