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繼逃犯當上演員，逃犯當上知名住持，逃犯當上考古學者之后又一“拍案驚奇”，雖然一家縣級市黨校的副校長比前幾者無論在知名度還是社會影響力上都有些差異，但前幾位所在的行業，入行監督都相對寬松，而副校長畢竟是進入體制內的一個職務，無論其進入的審查還是升遷的監督與考評，都應該嚴格得多。
　　但“藝高人膽大”的史寶月，愣是將這種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成為可能。他13年處心積慮地重塑自我的行動，包括漂白身份、瞞住追逃公安機關、哄過曾經輾轉就職的多家媒體，取得各種身份和榮譽、得到提拔重用他的一級組織部門的信任。這其間需要度過的關口有多少？光是制作全套身份，就需要從身份證、戶口本，到學歷文憑、檔案，再從姓名到年齡甚至鄰居，熟人或證明人介紹人之類的全套設計和施工。這恐怕不是哪一家制假的小販或公司敢承擔的業務。
　　行文至此，不由得有一個荒誕的念頭出現在腦中——假如史寶月13年前沒有犯下重案，不是“收網行動”對象，而是鄉間一個發了些財想重新開始體驗另一種人生的商人，或是一位游蕩于明規則以外的漂亮女子，或是一個擁有天生好爹而不思念書的后生。這樣一系列令史寶月扶搖直上的漏洞，對他們意味著什么？
　　這種假設，其實并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現實存在的危險，它直接造成的就是機遇不公平的問題，不久前曝光的引起極大民憤的“神女”或學歷造假的各類達人給政府的公信和社會穩定帶來的危害，便是例子。這也就是某些人嘆息現在大家生活越來越好而不滿卻越來越多的原因之一，機會的不公平，造成了“卑鄙成為卑鄙者通行證”的吊詭局面，這種情況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當然，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看，認為史寶月用假身份在各種單位取得各種各樣的成績，既證明他本人確實也有一定本事，同時也表明，當下社會的發展與開放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這種開放的前提，還是應該建立在嚴謹而審慎的基礎上，這就如同一個合格的過濾裝置，既不能僵化到完全堵死不讓任何水流過，也不能隨意到泥沙俱下什么水都放過，更不能壞到只放壞水不放好水的地步。這其間的辨識分寸和尺度，既考技術，又考規章原則，更考良知。
　　值得欣慰的是，從新聞報道看，史寶月在他的新履歷中，沒有繼續為惡干出更大的壞事為自己罪上加罪。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但誰又敢保證，每一個僥幸鉆過漏洞的人，都有這種自我約束的定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