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各位同仁，很高興參加今天的論壇。我過去是做純而又純的理論研究的，很少關注實際問題。最近一兩年有所關注，想轉型，但又沒有機會深入實際做調研。尤其自己來浙江兩年多一點時間，對浙江的情況還不了解。我只能基于理論的一般思考，就實體經濟困難的原因談一談自己的看法。不妥之處，希望各位領導、同仁批評指正。
2011年年中以來，各界開始關注實體經濟的困難，而伴隨著今年一季度GDP增速降到8.1%，實體經濟困難的問題越來越被人關注。這個時間點有很重要的信息含義。
這是在外部經濟復蘇乏力，歐洲也還面臨債務危機，但是畢竟外部經濟在復蘇中的情況下發生的企業經營困難。因此，外需不足、外部原因不應該是這次實體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我們觀察到外需不足，出口下降的事實，這個確定無疑，但是造成這個事實的原因可能不在國外，而在國內。我們要去觀察，只是我們的出口在下降呢，還是其他新興國家的出口也在下降？或者我們的出口在下降，但是其他新興國家的出口沒有下降，甚至在增長？
我個人在微博上發問：您是否使用過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新興國家生產的衣服、鞋帽及其他日用品？出乎我的意外，不少人回復使用過或者正使用著。過去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出口品，現在正成為我們的進口品。說明越南、印度等新興國家正在對我們的勞動密集產品形成替代。
的確，中國靠低勞動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剩余勞動已經基本用完。但是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在。你坐國際航班，哪里有空姐呀，都是空嫂，老太婆。但是你看看國內航班，一個個如花似玉，水靈靈的。我們學校的西門，有很多小飯館，你看飯館里的服務員，盡是些年輕的小姑娘。那樣的小飯館都能聘到小姑娘，你說人口紅利還在不在。大約，要我這樣的60后退休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就不在了，就會就真正進入老齡化社會了。
勞動成本上升是好事，是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上百年來的夢想。我們發展經濟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勞動成本不上升，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提高，怎么可能過上好日子？如果真的是因為勞動成本上升使我們的實體經濟陷入困難，倒也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當然在高興的同時，我們也面臨產業升級的考驗。問題是，我當心是勞動成本上升之外的因素導致我們的實體經濟出現困難的。大致來說，這些因素及其影響實體經濟的機制是：
其一，稅費高昂，上游產品壟斷高價，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雖然說沒有精確的數據，但是根據網上傳說的三公消費的規模，以及公務員占總人口的比例，我們的稅費應該不低。去年財政收入增長25%，但是GDP增長多少？9.2%。時寒冰、聶輝華的實地調查表明，中國的油價、電價、電信費是遠遠超過美國的。我個人的實地觀察和時寒冰、聶輝華的調查也是吻合的。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所做的實驗表明，同一車貨物，從廣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載，一車貨物不但沒錢賺，還虧了3200元。運輸成本從廣州至北京比從廣州到美國還貴。中國生產的產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竟然低于在中國的銷售價格，這其中高額運輸費用是重要原因。
其二，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傷害。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傷害來自兩個方面：首先，資產泡沫化過程中，實體經濟的收益率是不可能趕上資產市場上的收益率的。這樣，實體經濟領域就會發生資金倒抽效應，錢反而要大規模流出實體經濟領域。從銀行獲得授信額度，只拿出一部分做實業，其余則投入到高利貸市場，參與炒樓，這在全國不是少數。當然，隨著房價被控制，這方面基本得到了控制。不過另一方面又顯現出來。那些前期參與炒樓炒地的企業，很難不陷入虧損和資金鏈斷裂的困境。其次，高房價還直接推高企業經營成本。像我們浙江這樣的沿海地區，這主要表現在高房價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實也是企業的高生產成本。在高房價下，企業很難低成本雇到工人。我們要研究，像我們浙江這樣的沿海地區，勞動成本上升到底有多少是高房價推動的。如果說企業內遷到中西部能夠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夠生存的話，那么我們的勞動成本上升就與高房價有很大關系。當然，這里戶籍制度、孩子就學難等問題也制約了我們沿海地區的勞動供給，導致企業經營困難。
其三，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雙重擠占出口企業利潤空間。人民幣對外升值，以本幣結算，銷售價已經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幣還對內貶值，勞動力、原材料價格上升，出口行業的利潤空間受到極大擠壓。郭臺銘在清華演講時講，匯率波動是出口企業面臨的最大的政治經濟風險，企業不得不對沖，而且匯率波動影響企業成本核算，無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費用。
其四，金融制度缺陷，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國家規定的貸款基準利率是6%，可以上下浮動2個基點。但實際上，企業向銀行貸款1000萬，銀行會要求企業存1000萬，然后給企業開1000萬承兌匯票，企業拿匯票再到另一家銀行貼現。企業不僅要承擔6-8%的貸款利率，同時還要承擔7%的貼現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資成本支出，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大約就在16-18%。不僅如此，廣大中小企業還很難從銀行獲得融資。
其五，前面講過了，與勞動成本上升相伴隨，我們的產業結構要跟著調整，但是產業結構越是高級，越是對產權界定、法治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這方面我們是不是做得更好了？產業結構高級化還要求更高的人力資本，但是我們的教育跟上了沒有？特別是職業技術教育跟上了沒有？應該說沒有跟上，問題很大。一方面企業難以聘到高級技工，高級技工工資高昂，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勞動者工資并不高，這本身就反映出我們的職業教育存在問題。
我個人的研究，過去二三十年，世界經濟是在IT革命、柏林墻倒塌眾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軌市場經濟、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盛行、以及以美元為國際中心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和運行這五個約束下成就的非常態高增長。華爾街金融危機其實是這種非常態高增長的強制性回歸。當前我們和西方國家都面臨結構調整問題。西方要降低本不可維持的高福利、高工資。在中國來說，則是要推進體制改革，克服軟預算約束，把經濟增長從依靠外需轉移到更多地依靠國內消費需求的軌道上。但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單說中國，怎么提高消費率？消費的背后是收入。收入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勞動收入，另一個是資產性收入。勞動收入增長有極限，你不可能每天工作24小時吧。那么怎么增加老百姓的資產性收入？收入的問題，于是又是產權的問題，這個怎么解決？
應該說，高增長的條件已經改變，我們本來就要降低增長預期，從一個8%以上的高速增長回到一個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因為時間的關系，就不再這里展開說明了。
我個人的研究還表明，政策激變會巨幅拉高市場利率，增加企業經營成本。這一輪的企業經營困難，部分原因正是前期政策激變的負面作用在發酵。故宏觀經濟政策穩定至關重要。這一輪的企業經營困難，也是前期財政、貨幣雙重擴張，政府過度投資的惡果。這個也不展開講了。
我們有些人，不負責任，主張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假如你做內需，那么轉移到中西部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要是做外需的話，那是絕對不行的。在古代，經濟中心原本在中原，為什么到了當今就轉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個原因是當今是全球化時代。面向全球生產，沿海具有天然的優勢。中國要想辦法通過制度變革把沿海的生產生活成本降下來，而不是把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去。
我的判斷，這次實體經濟面臨的困難，是不可能僅僅通過產業政策可以克服的，需要全面、系統的改革，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我就講這些，多有不妥，再次請大家批評指正！